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以后,尤其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以后,科学主义盛行,科学内涵不断扩大。凡是与科学不相符合的传统文化,特别是属于命理文化的占卜、堪舆、相面、扶乩,都被归入非科学或迷信范畴。以常理而论,在科学主义笼罩下,占卜之类命理文化应该全无市场了,然而,事实却不然。民国时期,命理文化依然相当兴盛,占卜、扶乩盛行,出现了袁树珊、韦千里、徐乐吾等一批从事占卜等命理活动的名人,一些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读书人,也会参与占卜、扶乩、堪舆等活动。韦千里本人便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系。这分两类情况,一类是相信并自己参与占卜等活动,另一类是相信占卜等活动,但自己并不实际操作。前类人物以严复、吴宓、沈有鼎为代表。

算卦行家:严复

严复(1854—1921)是近代中国接受西学、引进西学的先驱,也是命理活动积极参与者。他深通占卜之术,遇事爱卜,卜的内容包括家事、国事、财富、疾病、官运、婚姻、流年、见客等,自己卜也代兄弟姊妹卜。以1911 年为例,这年他见于日记的占卜活动就有20 次,其中占财4 次(包括开铺、出外贸易),为兄、弟、妹卜4 次。兹举几例:

正月十一日(2 月9 日),“占财,大有。寅木财爻极旺,虽空不空。世爻暗动,巳官生之,寅爻克之。此富贵逼人之卦也,断其必得。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。”

正月廿二日(2 月20 日),“占开铺,得艮之明夷。卦逢六冲,寅木旺,官持世,然遇日辰变爻,两重克制,辰土劫爻,发于萧墙之内。此占当主不利,但于主人无大损耳。但卦中子水财爻落空,亦主财尽。时至秋天,金尽木衰,诸凶见矣。”

二月二十七日(3 月27 日), “艮之颐,占升官。寅月丙申口占,卦旺官临世,必主升官。所恨申辰一二爻仇忌同动,而忌神又得回头之生,复克于日,目下殆难得意。差喜申子辰合成生局,然须候辰土出空之日,其三月乎? 世官皆在上爻,所任者必在远方也。后于三月升云南云。”

二月廿九日(3 月29 日),“卯月甲寅日,占风水,困之节。卦由六合化,六合本是吉占,又得日月扶植之,旺财持世,而化回头,生之应爻,生之自身。可谓美满矣。”

精通卦象的史学大师陈寅恪

陈并未马上回答,而是过了一会,打电话给吴,称“此是吉卦”。 吴宓舒了一口气,和衣而卧。卦辞中所提到的“西南”,在后天八卦中是坤卦,故为吉。从全民族之命运而言,中国的确最后取得了抗战胜利,因此说是吉卦也有道理。也许吴宓对此卦是否吉利将信将疑,次日,他又用《易经》占卜得“晋”卦之六二,其意亦吉。

曾留学哈佛大学的沈有鼎酷好占卜,据说水平很高。沈有鼎(1908—1989),著名的逻辑学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,中国逻辑学界的开拓者、先行者,曾任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北京大学教授,中国科学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相信鬼神的历史学家钱穆

抗战期间,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宓、钱穆和沈有鼎等人,临时借住在云南蒙自附近的一家法国医院。当时传言日军飞机要轰炸该地,沈有鼎自言能占卜,众人遂请其试占。钱穆记其事

某夜,众请有鼎试占,得节之九二,翻书检之,竟是“不出门庭凶”五字。众大惊。遂定每晨起,早餐后即出门,择野外林石胜处,或坐或卧,各出所携书阅之。随带面包火腿牛肉作午餐,热水瓶中装茶解渴,下午四时后始归。……数日后,敌机果来,乃误炸城中市区,多处被轰炸,受祸惨烈。而城外仅受虚惊,空军基地无恙,法国医院亦无恙。

痴迷算命的著名企业家穆藕初

穆藕初用“毛骨悚然”四个字来表达当时的感受,足见刺激之强烈!

1923 年,穆藕初从事的棉纺织业从高峰跌入低谷。年底,他请风水师谈养吾来家里察看风水。谈氏称其园内汽车之路、园墙铁门挡住了财气,建议南移一百多尺。穆藕初立即通知建筑公司如法改造。据说,经此改变,第二年企业果然否极泰来。穆藕初由此对风水深信不疑,每月津贴谈养吾五十元生活费,并为其所作风水书写序。他曾听信谈养吾之言,在无锡购墓地一块,并因此而与他人打了一场官司。他日后在苏州善人桥一带所购置的寿茔,亦系谈养吾介绍。

深信占卜的丁福保

丁福保(1874—1952),曾留学日本,著名医学家、佛学家,清末民初相当有名的新型文化人。他自己深信测字占卜,还介绍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参与其事。一次,林森对他说:“我为了调解国事纠纷,要到福建去走一次,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,有被扣留的可能。”去还是不去,林森犹豫不决。丁福保建议林森:

“何不到此间著名测字名家丁太炎处去测一个字,再定去留。”林森自1932 年起接替蒋中正担任国民政府主席,担心测字之行踪惹人瞩目,便说:“可不可以把这位测字先生请来家中一谈。”丁说:“不必,自有办法。”说罢,就请林森口占一字,林说了一个“福”字,然后,丁福保便请陈存仁到丁太炎处代为测字。陈存仁面见丁太炎以后,不但代林森测了字,还代丁福保测了字,自己也乘便测了字。据说丁太炎为林森、丁福保、陈存仁三人所测,均很灵验,三人对结果都很相信

这一事情,牵扯出与命理文化有关的四个人。丁福保之外,丁太炎是清末民初命理学界著名人物。光绪末年,丁太炎在京师钦天监工作,慈禧太后病重时,李莲英到他那里去测字,他断然说所测两字是“两龙宾天”之兆。李斥其荒唐。消息传开,丁被拘入狱。不久,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,应了丁的预言。摄政王载沣执政后,丁太炎获释,逃到上海,以测字为业。陈存仁(1908—1990),上海人,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,为著名中医。林森( 1868—1943),福建闽侯人,早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,1883年考入台湾中西学堂电科。1902 年以后在上海、江西等地工作,参加辛亥革命、二次革命等活动,1932 年出任国民政府主席,是著名政治活动家。丁福保、林森、陈存仁都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读书人。

梁漱溟(1893—1988)、钱穆(1895—1990)、熊十力(1885—1968)与汤用彤(1893—1964)等,亦与命理活动有关。20 世纪30 年代,梁漱溟在京,有相士高手从四川来,梁两次请他为钱穆等相面。相士说,熊十力“乃麋鹿之姿,当常在山林间”,意思是不会直接参与政治之事,日后为一民间名人;梁漱溟则“步履轻,下梢恐无好收场”,晚景不妙;钱穆则精气神三者皆足,“行坐一态,此后当能先后如一”,谓钱能坚持治学为业且能善终。

钱、梁、熊、汤四人,都是当时大名鼎鼎学者,从钱穆记载看,他们对于相面都不排斥。钱穆对于占卜、相面、八字之类,并不以迷信视之。他说他一生曾多次遇到此类事情,大都有所应验。他认为,大凡流行人间者,必有其所以然之道理,因此不可轻易以不科学否定之。

穆藕初之子回忆:翌年岁次甲子元旦,纱布交易所五位大股东踏上此新路而入我家中,果然否极泰来,吉人天相,不动声色平安度过难关。我父因以深信风水,对谈某有好感。欲深造之,供之同好者,每月津贴谈五十元生活费,使其专攻此术。且多方介绍于人,谈某竟辞去电报局之终生职。其时有一位留美时同学寄来一封英文信,劝我父勿信风水。我父之心已坚,不纳其劝。


沈有鼎的占卜在西南联大名满校园。他用纸枚代替蓍草,研究周易占卜,成为西南联大一景。闻一多有诗云:“惟有哲学最诡恢,金公眼罩郑公杯。吟诗马二评红袖,占卜冗三用纸枚。” 最后一句就是指的沈有鼎占卜。

后一类人物更多,兹以穆藕初、丁福保、钱穆、梁启超等人为例: 穆藕初(1876—1943),上海人,1909 年留学美国,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、伊利诺伊大学、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农科、纺织和企业管理等,1914 年获农学硕士回国,是民国著名实业家,曾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。他对于抽签与看风水都有参与。1920 年5 月,穆藕初与蒋梦麟(1886—1964)同游北京喇嘛庙,在关帝神前各求一签。其时北大正闹学潮,蒋梦麟代理校长。因此,蒋欲询大学之前途,穆则询一生休咎。穆藕初得签以后,自称签语与他心中所相之事一一吻合,蒋梦麟所得签语与他所求之事也很吻合。穆藕初记载:

迨检阅签书,余等不觉毛骨悚然。余所得之第七十八签云:“家道丰腴自饱温,也须肚里立乾坤;财多害己君当省,福有胚胎祸有门。”蒋君所得之第六十一签云:“啸聚山林凶恶俦,善良无事苦煎忧;主人大笑出门去,不用干戈盗贼休。”此二签书上所云,余于蒋君所遇,确有此情。一若默知余之捐资助学,并使余坚决为此;一则指示北大风潮,不难解决。不及两月,某系失势,轩然大波竟指日荡平。甚矣,冥冥昭昭之毫发无间也有如此。

五月初十日(6 月6 日)“占弟被论吉凶,得困变恒、金。午鬼极旺而动,化兄弟而用爻,又化退神,此外毫无生扶,其凶必矣。虽得生于日辰,恐不敌也。后于申年,遂被极刑。”

闰六月廿一日(8 月15 日),“占婚而得日值之,兄弟持世,卦由六冲而变六合。父爻发动生世,应为忌神,与卯木同动,化克为生,当主离而复合。”

对于占卜的过程、结果,他一一记录下来,并留意验证。日记中有多处日后补记验证结果的文字。从对于卦象、爻辞的解读来看,严复对于占卜相当内行,所用术语、推算原理,如吉、凶、生、克、冲、合、动、化等,中规中矩,与通行的八卦五行学理完全吻合。

近代读书人中,严复是比较相信西方科学的,不信鬼神,自称“生平未闻一鬼,未遇一狐。不但搜神志怪,一以谬悠视之;即有先辈所谈,亦反复于心,以为难信”。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对占卜的热衷。自哈佛大学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吴宓(1894-1978),对占卜兴趣盎然,其日记留有多处占卜记录。

爱算卦的著名学者吴宓

1910 年,吴宓即将离开陕西老家赴京参加清华留美学校的入学考试,动身前他占卜前程,卦语云:“海波两头高,飞蓬驾六鳌。居中能驭使,何怕涉风涛?”当时吴宓不懂卦语意思,直到1919 年他到美国已两年多,还对卦语记忆犹新,认为此卦的要点是“居中”二字,亦即中国的“中庸”思想。这说明他对占卜一事很是在心。以后,吴宓遇到国家与个人重大变动之际,时常占卜,包括为父亲的安危 、自己工作单位的选择。

吴宓最著名的命理活动是为中国命运占卜:1937 年7 月27 日,日军飞机轰炸并准备占领北平,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将军决意抵抗。此时吴宓、陈寅恪均在北平,深为北京与整个中国命运担忧。吴宓以《周易》占卜,得“解”卦,其辞为:“利西南,无所往也,其来复吉,有攸往,夙吉。”卦文为:“天地解而雷雨作,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,解之时大矣哉。”吴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,或者是由于占的是中国命运,此事体大,因此他专门请教了陈寅恪(1890—1969)。

神算子:复旦大学校友韦千里

近代接受过新式教育而又相信命理、或对命理有兴趣的人,还可以举出一批。比如,留美归国的著名外交家颜惠庆(1877—1950)曾请韦千里算命。著名导演郑正秋(1888—1935),笃信占卜,与著名命理师韦千里为忘年交。韦千里称:“先生最信余课,遇重要机密,辄委占六壬。时蒙以有期许,拳注弥殷。”

先后就读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、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著名法学家吴经熊(1899—1986),对于占卜不但有兴趣,还能实际推演。韦千里记述:“吴经熊先生,海上名律师也,积学多才,历任学府法院领袖。公余之暇,好研命理,时蒙以五行生克相讨论,视其命造。”

上述与命理文化有关的两类人物中,能够自己起卦占卜的严复、吴宓、陈寅恪、沈有鼎等,较之只是参与抽签、听信堪舆、相面、测字、扶乩等类活动的穆藕初、丁福保、林森、梁漱溟、钱穆、梁启超等人,对命理文化更有研究,了解更深。上述诸人都是比较知名的,那些不知名或不太知名的普通读书人对于命理的兴趣,学术界尚无系统调查与确切统计,以常理推测,当不在少数。供职于蚌埠大淮报馆的杨叔和,自称对于命理之学,“深信而不疑”。

江苏嘉定人骆经畲,对韦千里在命理方面的成就大加赞赏,亲为作序。据《千里命稿》记录,在著名命理师韦千里处算过命并留有记录的,有前黑龙江代理主席郎官普、上海名医夏应堂、寓沪犹太人富商哈同、上海篮球健将钱警庸、上海金业富商王某、文学家兼书法家倪古莲、福建人林文波、上海纱业界富商郑某、河南省宜阳县张时甫、京剧演员黄玉麟、江西文学家梅某、浙江余姚县民生工厂厂长朱联泉、上海四明银行储蓄部张群、福州南台王世昌、绍兴益新玻璃厂主人刘炳辉、福建刘杏村、余姚鲁昌宁、余姚王吉哉、天津陈德培、东吴法学院肄业之郑希文、绍兴程柏堂、前浙江余姚县长端木彰、宁波和丰纱厂经理凌俾麟、上海大众书局经理樊剑刚、辽宁营口天和报关行经理张之声、电影导演郑正秋;在韦千里处讨论过、学习过命理学的,有蓬莱李洁盒、嘉善沈恒甫、漳州中央银行总理陆维屏、上海邮局职工杜白、安徽秋浦夏直钦、镇江人金某、苏州紫阑巷十三号朱傲骨、绍兴蒋清渠。

韦千里创办韦氏命苑,进行命理学函授,据称“未及匝月,成绩斐然,国中闻风响学者,日必数十起”。由这些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职业、均因命理而与韦千里发生联系的人,可知时人命理兴趣之一斑。民国时期,全国各大中城市,都是命理业繁盛之区。

至于李宗仁、唐生智、刘湘这样的一批武将,虽然标榜自己是新派人物,信仰科学,但是在人生不如意阶段或者前途未卜的迷惘期,都愿意去寺庙拜菩萨,寻求高人指点。李宗仁相信过相面与占卜,对官印镇鬼、鬼魂附身之类的事情也将信将疑。唐生智的军中雇有一个人称“顾和尚”的命理师,不时地为唐占这卜那,唐基本上言听计从。在民国著名军阀中,几乎人人对命理活动有兴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