命理文化(包括占候、占卜、堪舆、相术、测字等)是个世界性话题,在中国也源远流长。命理活动一般被纳入民间亚文化范畴,活动主体是下层社会,贩夫走卒。读书人一般自称或被认为与命理活动无关,或者很少真的相信。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大夫,会自觉祭祖、祭孔,但对民间的神、鬼、灵、物崇拜等多取否定态度。“间有一二贤者有所发明,亦秘莫如深,既恐泄天地之秘,复恐讥为旁门左道,始终不肯公开研究成立一有系统说明之书籍。” 不过,在事实层面上,士大夫对占卜、堪舆、相术、测字之类,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,绝对相信的不多,绝对排斥的也很少。

鸦片战争以后,西学东渐,特别是天文、地理、生物等近代各门科学,对传统的命理文化形成很大冲击,但命理活动仍有广阔的世界。近代读书人公开出版的文集中,对占卜、八卦、相术之类表示相信的不是很多,但是,在他们未刊的日记、书信中,留有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记录或痕迹很多。无论是对于近代以前的传统士大夫,还是近代以后接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新式读书人,命理文化都是个灰色地带,很多人介于信与不信之间,或者说,公开信的不多,私下信的不少。浩浩汤汤的科学主义潮流,并未能将命理文化冲荡一空,这是为什么?这是本文所要着力讨论的问题。

一、 传统读书人的命理兴趣

中国传统读书人,或多或少与命理文化有些关联。古代的暂且不论,如果说夏商周就是个命理世界,一点都不过分。鸦片战争以后,传统读书人依然与命理文化关系很大。

曾国藩

兹以曾国藩(1811—1872)为例。他表面上声称不信风水、占卜等,但事实上,还是有不少相信命理、涉足命理活动的记录,有时信,有时不信。总体上说,他笃信相面,半信堪舆,半信扶乩,相信占卜。相信相面,他用心研究过相人之术,有相当丰富的相面实践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:“夜思相人之法,定十二字,六美六恶,美者曰长、黄、昂、紧、稳、称;恶者曰村、昏、屯、动、忿、遁。”他总结自己的相人经验:“因忆余昔年求观人之法,作一口诀曰:邪正看眼鼻,真假看嘴唇;功名看气概,富贵看精神;主意看指爪,风波看脚筋;若要看条理,全在语言中。”对此,学界已有很多研究,兹不具论。

堪舆方面,曾国藩不止一次地说过,他祖父有三不信,不信医药,不信僧巫,不信地仙。受祖父影响,曾国藩起初不信风水。但是,有一件事让他有所动摇。1846 年,他祖母去世。关于祖母阴宅选址,曾国藩与祖父意见不一致。后来,他按照孝不如顺的理念,顺从了祖父的意见,也劝说自己的兄弟顺从祖父。事过半年,有三件事让他心情舒畅:一是祖父的病痊愈了,二是困扰他自己多年的癣疾好了,三是他的官衔骤升至二品。曾国藩以为这与祖母阴宅风水好有关,选址正确。此后两年,曾氏家族连添三男,曾国藩本人则升到侍郎。他将这一连串吉祥之事与其祖母葬于福地联系在一起,感到风水之说不可不信。

此后几年,曾国藩对风水变得热心起来,为自己不善此道而遗憾,曾嘱咐弟弟留心学习风水,说是“风水之说,亦有不得不信者” 。他明确写道:“阳宅阴基风水之说,确是有理。然有缘则可遇,强求则不得,亦定理也。” 最能反映他风水观的,是关于武昌巡抚衙门风水问题。当得知曾国荃将出任湖北巡抚时,他至少连写三封信,告诫武昌巡抚衙门“风水不利”,建议曾国荃在别处驻扎,以趋吉避凶。当曾国荃坚持要驻扎武昌时,曾国藩便向他推荐一位懂风水之人,让他给巡抚衙门改变风水。

乩方面。1858 年5 月的一天,曾国藩正在家居,有人在他家请乩,一开始,就出了个“赋得偃武修文”的判词 ,谜底为“败”,取“贝”+“文”。曾国藩正惊讶“败”字不知何所指,乩判回答说是“为九江言之也,不可喜也”。当时湘军刚取得九江战役胜利,气机正盛,曾国藩不解败从何言,乩判又说“为天下,即为曾宅言之”。几个月后,即有湘军在安徽三河的惨败,曾国藩之弟国华亦死于此役。事后,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,恍然大悟:“由今观之,三河之挫,六弟之变,正与‘不可喜也’四字相应,岂非数皆前定耶?”

由此可见,曾国藩对扶乩亦非全然不信。

占卜方面。曾国藩幕僚赵烈文(1832—1893)对占卜很有造诣,其日记中有许多占卜记录,所占内容包括时局、健康等。他也占候,其预言屡次获得证明。对于赵的占卜造诣,曾国藩相当器重。他们多次切磋占卜问题,赵也多次为曾占卜时局与健康。1867 年7 月21 日晚,他们讨论时局。赵根据占卜结果,表示清朝覆灭恐怕不出五十年。曾认为不至于此,赵从历史演变的规律予以论证。从赵烈文日记看,曾国藩是相信占卜的。赵烈文笃信占卜预言,所以,太平军被镇压下去以后,他就到常熟去做了隐士。

曾国藩之前,两广总督叶名琛(1807—1859)热衷扶乩。其父叶志诜(1779—1863)深好扶乩之术,叶名琛为父亲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长春仙馆,里面祭祀吕洞宾、李太白二仙。叶名琛一切军事行动都取决于占卜。当部下告知英国军队攻占广州东郊一带炮台、攻占广州对岸炮台, 他都不动声色,依据大仙的乩语进行决策。结果,广州被英军攻破,他成了俘虏, 这才后悔至极,连称“两大仙误我”。

与曾国藩同时代的郭嵩焘(1818—1891)、冯桂芬(1809—1874),对堪舆均有研究。曾国藩去世后,郭到湘乡为曾选择墓地,没有看中,后选择了长沙附近一处地方。曾国藩之子曾纪泽(1839—1890)表示他不信风水,但事涉父亲阴宅大事,也不得不从俗,因此同意了郭的选择。郭嵩焘的墓地,亦为自己生前择定。

冯桂芬的堪舆术,在同时代士大夫中颇有名气。他父母亲的墓地,均由他选定。他还代其苏州同乡、吏部侍郎殷兆镛(1806—1883)选定其夫人程氏的墓地。殷兆镛夫人去世以后,请风水师来选墓地,冯桂芬也提出一种方案,两人意见相左。殷家最终采纳了冯的意见。由此可见,殷家对冯的堪舆水平的相信超过了风水师。冯桂芬还会占卦。1861 年,太平军策划进攻上海,上海乡绅风声鹤唳。冯桂芬策划请曾国藩派兵来救上海,并为上海城市命运卜了一卦,还将占卜的过程、结果记录下来,结论是“此吉课也”。

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文田( 1834—1895),在命理方面也有记录。他官至礼部侍郎,对占卜、相面等均有心得。他1859 年进京参加会试,在北京关帝庙抽签,签语为“名在孙山外”,自以为此次必然落第。等到发榜,发现自己中了进士,转而认为签语不灵。殿试结果,状元为孙家鼐(1827—1909),榜眼为孙念祖,李氏得探花,列二孙之后。至此,他恍然大悟,结果与签语密合。李文田还精通相法。梁启超初入京,李见后,顿足对友人曰:“此扰乱天下耗子精也。” 其意,此人好动,亦好破坏。他曾为文廷式、沈曾植、汪康年、汪大燮、杨士骧等许多人相过面,据说屡试不爽。作为光绪帝珍妃、瑾妃的老师,文廷式曾声势喧赫,附势者辄谀之以当大贵。李文田一相之后,辄曰:“大家皆乱说耳,芸阁官不过四品,且即当失势。”文氏日后结局果如所言。

更晚一些的陈炽、李盛铎等,对风水都很相信。陈炽(1855—1900)是晚清著名思想家,举人出身,历任刑部章京、军机处章京等,曾与康有为等发起强学会,任会长。他1896 年曾致信其江西同乡李盛铎,询问有关风水事宜。信中写道:炽今岁南旋,营办葬事,向有山地一段,在舍东一里之遥,系一友周某所择,以形势论,似非虚假。惟周君已作古人。炽于峦头,略曾究心,于理气懵无所识,山地关系利害,与平阳(原)大不相同。又祖遗山庄破旧,现须略加修改,一切皆须请高明指授,始可动工。兴国地师虽多,能者亦少。闻府上前此所延某君,学问文章,均超我辈,即以堪舆论,亦杨曾之亚也。但不识此君今在何方?能否年里延请,以开茅塞而决群疑。承吾弟执爱逾恒,可否乞费心代作一书商订,如果惠然肯来,一切当以师礼事之,不敢作寻常款待也。

信中透露四点与风水有关的信息,其一,陈炽相信风水相当虔诚;其二,陈炽对风水略有研究,但不精通;其三,李盛铎家族亦信风水。其四,兴国一带地师(风水师)很多。李盛铎(1859—1934),江西德化(今九江市)人,号木斋,光绪十五年进士,授翰林修编。历任出使日本大臣、内阁侍读学士、顺天府府丞、出使比利时大臣、山西巡抚等。

晚清时期传统读书人中,命理兴趣最浓厚的,大概要算董文涣( 1833—1877)。他是山西洪洞县人,1856 年进士,授翰林院检讨,历任顺天乡试、会试同考官、日讲起居注、甘肃甘凉兵备道、甘肃秦筑阶道等职。他有一部分日记存世。从这些日记中可以看出,他是占卜活动的超级痴迷者。这些残存的日记,时间从同治元年到光绪元年,首尾十四年(其中同治七年全缺),明确的关于占卜等活动的记录有125 起,平均每年将近10 起,有的一起包含多项活动,既抽签,又演周易。占卜的方式,有关帝庙、吕祖庙、财神庙抽签,设坛扶乩,有周易演卦、八字推命、牙牌灵数、六壬神课、灵棋经、梅花数等。占卜的内容,包括自身健康、个人年运、个人官运、放差远近、个人出行、婚姻当否、婚姻日期、生子顺否、留鬓与否,还有妻、妾、子命运健康,子弟科考前景,国家前途,书院建筑工程可否动工,有奇异梦境也卜。他几乎每年正月初一都要占卜流年运势。最特别是,有两次四更鸮叫,一次厅中镜子落地摔碎,他都要占卜是祸是福。

一次夜间床头发生巨响,他也起来占卜,卜的结果是老鼠所致。他极为细心,每次抽签的签语、占卜的过程,都详细地记录下来。日记中还不时地记有他与别人对占卜结果的讨论分析,对以前占卜记录的验证,以及他对占卜一事的文化理解。董文涣日记,堪称研究晚清命理文化的极好素材。

光绪年间,读书人相信命理有一群体性事例:杭州文风科第,本来甲于一省,自嘉、道而后,渐不如绍兴;至咸、同之际,复不如宁波。深通堪舆的杭州府学生员丁丙提出,这是府学风水所致。于是,在光绪元年乡试前夕,经上级主管官员批准,将府学门径朝向作了修改,又将五魁亭饰而新之。竣工时,在亭前燃双响炮30 枚,以振文气。结果,这年乡试发榜,杭州一府正副榜共中30 人。此事引起轰动,咸认为风水灵验。记述此事的陈其元说:“堪舆之验如此,不可解也。”

上述从叶名琛、曾国藩、郭嵩焘、冯桂芬、赵烈文、董文涣、李文田、陈炽到李盛铎,这些传统读书人,或信风水,或信扶乩,或信占卜,或信相面,或几方面兼而有之。这些人饱读诗书,大多数考中进士(只有陈炽是举人,赵烈文无科举功名),堪称传统读书人中之佼佼者,却对风水、扶乩、占卜一套那么相信,

在久经历史唯物主义熏陶的今人看来,简直不可思议。但是,把这一现象放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去看,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在经近代科学思潮冲荡以前,整个中国从上到下,弥漫着浓重的命理文化氛围,笃信命理的人遍地皆是,各色命理活动随处可见。且不说公开举办的祭天、祭祖、禳灾、祈雨等活动本身,皇家所

有陵寝的选择、看护均极重风水,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庙宇道观、民间信仰,都是企图通过一定的仪式,沟通人与神鬼的联系,打通现在与未来的通道,祈福禳灾,实质上都是命理活动。就是在许多人的心灵深处,对这类活动,也是虔诚相信的。

慈禧太后

以最高统治者来说,清朝历代皇帝,无不重视风水,有的还兼信占卜。慈禧太后就既信堪舆,又信占卜。兹举四例

其一,颐和园设施与风水。颐和园内寿膳房开凿井座、开钻山门桶、安装影壁等工,开在什么地方、朝什么方向、何日何时动土,都是请风水师择定的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这么两件特殊的档案,足证其事:

第一件,英年奏为选择颐和园寿膳房开凿井座方位吉日事 :奴才英年,谨看得颐和园寿膳房,开凿井座,宜在头层房院内东南巽方,谨择于四月初九乙卯日,宜用明堂,己卯时兴修吉。光绪十七年。

第二件,英年呈颐和园开钻山门桶等工择得动土兴修吉日吉时单 :奴才英年,谨看得听鹂馆正殿之西,顺山殿西山前廊,开钻山门桶一座 ;顺西泊岸,向南添修爬山踏跺一座 ;钻山门外,添安木影壁一座 ;系辛方芒种后月德合在辛,宜修造西北维。谨择于五月十六壬辰日,宜用明堂,乙巳时动土兴修吉。

英年就是慈禧信任的风水师。他是汉军正白旗人,以贡生考取笔帖式,累迁郎中兼护军参领。他本为寒士,以夤缘李莲英辈,为颐和园内各种设施看风水,先得内侍消息,“凡宫中所欲作者,皆迎合懿旨,故得进身”。日后升至工部侍郎。

其二,七王坟前风水之争。七王坟乃“七王爷”醇亲王奕 之坟。奕 为道光帝第七子,人称“ 七王爷”。奕生前专请京师有名风水先生选定,地点在妙高峰。据说此处风水绝佳,奕选定此生圹之后第四年,同治皇帝即病逝,奕之子载湉被立为皇帝,即光绪皇帝。甲午战争以后,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矛盾渐趋激烈。

1896 年,英年向慈禧献策,说是要制服皇帝,必须在风水上占据上风。他说:醇亲王墓道前,有白果树一株,粗八九合抱,高数十丈,盖百年之物。“皇家风水,全被此支占去,请伐之以利本支。”慈禧大喜,决意砍树。光绪帝获悉其意,大怒,传谕曰 :“尔等谁敢伐此树者,请先砍我头”。又请求太后,万勿砍树。太后坚执益烈,相持月余。一日,慈禧亲率内务府人前去砍树。她执斧先砍三下,始令诸人伐之,故无人敢违。

光绪皇帝闻讯赶到,大树已被砍倒,数百人方斫其根,周环十余丈,挖成大池,倒进千余袋石灰,沃水以灌树根,使其永远不得复生萌叶。光绪皇帝无语,步行绕墓三匝,顿足拭泪而归。对于此事,王照、胡思敬均有记述。

其三,觉生寺风水之争。光绪初年,内务府大臣庆林、茂林兄弟,歆慕觉生寺一带风水宝地,贿赂寺庙的主僧,购地若干亩,建造茔地。其地是朝廷设坛祈雨圣地。时值光绪二、三年晋、豫大饥之时,祈雨屡不应。事为御史所参。朝廷派大臣查办,属实,庆、茂皆革职,发军台,僧亦判罪。

其四,停止废除光绪、另立新君之举。1899 年,慈禧太后因恼怒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推行新政,拟将其废黜,另立新君,并致电各省督抚,征询意见。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清廷,表示“君臣之分已定,天下之口难防”。荣禄收到刘坤一电报,不敢遽奏。为了让慈禧回心转意,便利用命理之说以阻其事。时地安门内有一瞽者,姓赵,善梅花易数,在京城颇有名气。慈禧曾派人向其问吉凶。

荣禄

荣禄获得这一信息,便派人到关帝庙求一签,又到赵某处占了一卦,然后怀签入朝。慈禧问起各地督抚对于废立的意见,荣禄回答:各地复电迟迟不到,奴才也时时挂念。昨天到关帝庙求签,不吉。再到赵瞎子那里问卜,又不吉,颇以为忧。慈禧问其词何如,荣禄从怀里取出签文呈上,大意皆云不可妄动,动则有悔。慈禧默之。过了两天,她收回了废立主张。

由此四事可见,慈禧太后对于风水、占卜之类命理活动确实相信。有学者搜集清代69 则有关堪舆的笔记,其作者包括袁枚、钱泳、梁章钜、俞樾等众多文人。这些笔记以作者之所见所闻,叙说了各种各样的堪舆故事,编织了形形色色的堪舆神话,是由著名的人物所演绎的清朝著名人物和著名家族的神话和故事,因而极具名人效应,“告诉人们这些人物或家族的兴旺,虽然程度不同,都得力于各自祖坟的风水”。这些笔记本身,说明相信风水在包括读书人在内的清代社会是相当常见的现象。

如果说,文人笔记所述,多为传闻界,或为亲闻界,那么,以下两事则为作者所亲历:徐荣村、徐润叔侄二人,都是活动在上海的著名买办,也都深信风水。徐荣村(1822—1873)致富以后,在两三年之内花了十多万两银子在故乡看风水,迁葬祖坟,占山地一百余处,期望给其家庭带来好运气。徐润(1838—1911)致富以后,于 1881 年,听从风水师建议,捐款在家乡修筑围墙,改湾大沟,整修文阁,据说能改变运气。他为此捐了2.8 万两银。他自称,由于这一举动,其家族风水果然大好,其中升官发财的所在多有,一一列举了他们的情况,并称他家乡患麻风病的人也由此绝迹。1890 年,他夫人在澳门去世,他也对葬地选择、落葬方式一一按照风水行事。日后,他追忆这段历史,对自己的决策很感满意,对所作所为详细记录在案,认为这么做改善了风水,“年年添孙,生意亦顺”。

综上所述,可以看出,晚清时期,相信、讲究占卜、堪舆、相面、扶乩等,是上到下的整个社会比较普遍的现象,读书人自然也不例外。